监管筑基：从事后惩处到事前防控 

　　《意见》实施后的首要突破在于构建了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，推动监管向“功能驱动”转型，为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。

　　具体来看，罗旭峰认为，首先是监管的“长牙带刺”成为鲜明特征。2025年以来，全行业累计收到110余项监管措施和纪律惩戒函，覆盖互联网营销、公司治理、风险管理等关键领域，推动行业形成“资格准入+行为规范+声誉约束”的三维惩戒体系。

　　其次是技术赋能让监管穿透力显著提升。《意见》提出的“数字化、智能化监管转型”在实践中落地见效。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进一步整合跨市场数据资源，构建涵盖数百个监测指标的智能预警模型，对异常交易的识别效率大幅提升，为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技术保障。

　　最后是期货公司分类监管导向加速行业分化。新修订的《期货公司分类评价规定》突出“扶优限劣”原则，将服务实体经济成效、合规内控水平纳入核心评价指标。在此导向下，头部机构通过强化合规体系建设，实现逆势增长，而合规意识薄弱机构则逐步退出市场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，资源加速向优质主体集聚。

　　功能升级：从工具供给到生态赋能 

　　一年来，期货市场以《意见》为指引，聚焦服务制造强国建设，实现了从单一工具供给向全产业链生态赋能的转型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。罗旭峰认为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品种体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持续增强。围绕服务绿色转型、产业链安全等，多晶硅、碳酸锂、铸造铝合金等期货品种相继上市。广期所新能源品种前三季度成交额同比激增200%，成为产业对冲价格波动的核心工具。

　　二是服务模式创新，破解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。期货公司不再局限于交易通道服务，而是打造“定制化方案+技术支撑+生态对接”的综合服务体系。

　　三是科技赋能重构服务实体经济逻辑。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，让套期保值从“被动应对”转向“主动防御”。一些头部机构推出的数字化系统，整合卫星遥感、舆情数据等信息，通过简化操作流程、对接供应链金融，使中小企业也能够便捷使用套保工具，推动期货服务向普惠化延伸。

　　开放进阶：从品种开放到制度输出 

　　与此同时，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在一年间实现了从数量扩容到质量提升的跨越，“中国价格”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。

　　罗旭峰介绍，在开放品种方面，范围与深度同步拓展。2025年3月，QFII/RQFII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从46个增至75个，新增集运指数（欧线）、瓶片、工业硅期货等29个品种，覆盖能源、化工、农产品等关键领域。更具标志性的是“中国价格”服务全球市场取得新突破，上期所将天然橡胶期货交割结算价授权大阪证券交易所，成为继纸浆期货之后第二个向境外输出价格的品种，“上海胶”价格已被东南亚产区纳入贸易定价参考。

　　开放机制方面，创新举措提升国际参与便利度。上期所推出的“集团跨境交割机制”，通过整合全球交割库资源，解决了实体企业的跨境贸易定价难题。国际铜期货“双合约”模式实现了境内外市场的联动。监管部门进一步优化境外投资者开户流程，将合格境外机构的备案时间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，一些成熟品种的境外参与度持续提升。

　　对外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平衡机制逐步完善。“监管层建立了‘境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+跨境资金监测+跨市场风险协同’的防控体系。”罗旭峰解释说，通过与国际监管机构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，实现对跨境交易的穿透式监管；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跨境资金流向监测平台，对异常资金流动的识别响应时间大幅缩短，为开放型市场筑牢风险防线。

　　未来路径：以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 

　　罗旭峰也坦言，尽管成效显著，但期货行业落实《意见》精神仍面临一些挑战，是下一阶段需要破解的关键问题。

　　例如，中小微企业参与期货市场门槛仍较高。尽管科技赋能提升了服务可及性，但多数中小企业仍因专业能力不足、套保成本较高等难题而游离于市场之外。期货公司转型压力与创新动力失衡。在严监管背景下，行业合规成本持续上升，中小型公司因技术投入不足、专业团队力量薄弱，难以开展定制化服务，仍严重依赖手续费竞争，不正当竞争现象尚未得到根本遏制。同时，资管、风险管理等创新业务的审批流程仍较繁琐，机构创新积极性受到影响。数据壁垒与技术应用瓶颈凸显。AI等技术应用面临“数据孤岛”难题，政府部门的产业数据、企业经营数据难以有效共享，技术落地面临认知障碍。

　　《意见》已发布实施一年，罗旭峰认为，期货行业需以《意见》为指引，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发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向更深层次迈进。

　　首先是持续完善品种与制度供给。推进期货新品种上市，尤其是外汇期货，补齐风险管理工具短板；针对中小微企业需求，推出迷你合约、低保证金品种。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，为期货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。在制度层面，优化套期保值审批流程，实现“自动审批+动态调整”，对合规企业放宽套保额度限制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　　其次是构建科技赋能的普惠服务体系。政府牵头建立跨部门产业数据共享平台，打通海关、税务、农业等领域数据壁垒，为AI模型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。鼓励期货公司与科技企业合作，开发轻量化、低成本的“产业版”风险管理工具。加强投资者教育，建立“高校+机构+产业”的人才培养机制，破解专业人才短缺难题。

　　再次是推进制度型开放与定价权建设。扩大QFII/RQFII可参与品种和特定品种范围，建立“中国价格”的全球传播机制。优化跨境交割服务，在东南亚、欧洲等地布局境外交割库，实现交割服务“走出去”。深化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，参与全球衍生品市场规则制定，提升“中国方案”的国际认可度。

　　最后是强化监管与发展的动态平衡。建立“合规积分”制度，对服务实体经济成效突出、合规记录优良的机构给予创新业务优先试点权；利用监管科技实现“精准监管”，减少对正常业务的干预；完善风险处置机制，建立期货市场风险准备金和行业保障基金，提升极端行情下的风险抵御能力。

　　“一年的实践证明，《意见》确立的‘监管筑基、创新赋能、开放引领’基调，精准契合了期货市场的发展规律。”罗旭峰表示，站在新的起点，只要持续深化改革、破解发展难题，期货市场必将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、保障产业链安全、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，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目标。